【人物名片】
劉愿，男，新葡的京集團350vip8888經濟與管理學院副教授，獲得北京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新葡的京集團350vip8888西方經濟學碩士學位及國際金融與貿易學士學位，在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view(SSCI)、《世界經濟》、《經濟學（季刊）》、《管理世界》等權威期刊發表學術論文10余篇，出版專著1部，主持國家社會科學基金1項、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1項。
記者：您在第二屆量化歷史研究國際年會以及上財經濟史學講壇上的演講，都論述了關于看不見的手如何治理貨幣，能談談您的關于哈耶克貨幣非國家化理論的研究嗎？
劉愿：這個理論熟悉的人可能不是很多。簡單來說，在1976年哈耶克有一本小冊子叫做《貨幣的非國家化》，他在這本書里提出了一個主張，即取消政府貨幣發行的壟斷權，允許私人銀行來發行不同貨幣，通過私人銀行競爭來約束政府的發鈔行為。2011年以后我開始通過研究中國尤其是民國時期的歷史來研究這個貨幣非國家化理論的運行機制。
在民國時期，當時的貨幣制度是銀本位制，發行兌換券。不同的銀行，可以發行不同的兌換券，不同銀行發行的兌換券競爭，這個時候的中央銀行沒有壟斷貨幣的發行，所以就形成了大概有三十多家銀行競相發行不同兌換券的這么一種市場結構，這就為我們檢驗貨幣非國家化提供一個很難得的機會。在哈耶克理論里面提到聲譽機制能夠約束銀行的發行行為，聲譽好的銀行會注重自己的聲譽而去維持聲譽的穩定。所以我利用1934年9月份到1935年9月份大概三十多家家銀行月度發行的數據來進行研究，基本發現是，那些歷史越悠久、聲譽越好的銀行，在白銀風潮下，貨幣發行的增速越慢。接著我用1931年到1934年的150家的年度營業數據來考察謹慎發行兌換券的好處，我發現聲譽好的銀行有更多經營上的優勢，比如實收資本更多、盈余公積更高、存款占比更高、最終貸款也更多，而且這些經營上的優勢確實轉化成了高利潤，這高利潤主要是通過貸款實現的。最終我們還進一步考察發現，歷史上利潤水平越高的銀行，在白銀風潮時期貨幣發行越慢，這恰恰說明銀行為了追求利潤傾向于謹慎發行來維持幣值穩定。
這個發現，與那些反對哈耶克貨幣非國家化理論的文獻正好是不同的，他們認為只要貨幣的面值高于發行成本，私人銀行就會無限地增發，但是這些理論仍然停留在壟斷貨幣發行的情況下來談問題，他們忽視了市場結構變化了后，超發的貨幣會變得一文不值，銀行原有的收益會隨著貨幣不斷貶值而消失殆盡，所以發鈔行超發貨幣的機會成本在競爭性的市場環境當中是非常高的，所以銀行要保持謹慎。
我還有一項研究是考察了1941-1943年陜甘寧邊區邊幣和法幣之間的競爭。在邊區銀行發行自己的貨幣之前，邊區流通的是國民政府發行的法幣。在國共關系惡化之后，邊區政府不得不發行邊幣來為邊區政府融資。我的研究發現，即使邊區銀行有政權力量做保障，邊區銀行在邊幣的發行上仍然不得不受到市場力量的約束，具體來說就是：邊幣的發行數量很大程度上受到邊幣與法幣匯率波動的影響，當邊幣相對于法幣貶值時，邊幣流通的范圍縮小，邊區銀行不得不收縮發行并通過增加法幣儲備的方式重建邊幣聲譽。當然，在現實中貨幣的發行的確受到邊區政府財政融資需求的驅動。邊區銀行的行長朱理治在邊幣發行伊始即深刻的認識到市場規律對發行數量的限制，在發行第一年是非常謹慎的。但邊區政府的財政緊張不斷地向邊區銀行施加壓力，希望通過增發來解決邊區政府的財政緊張。最終，銀行發行服務財政需求的力量在高崗擔任邊區政府主席期間取得了壓倒性優勢，所以在邊幣發行的第二年即執行擴張性發行的政策，結果是邊幣貶值，邊幣流通范圍縮小，甚至邊幣的生存都成了問題。在市場競爭的約束下，銀行發行服務財政需求被證明是行不通的，在邊幣發行的第三年，邊區銀行不得不回到謹慎發行的軌道上。這項研究實際上是很有意義的，只不過發表在非主流刊物上，了解的人并不多。
記者：您認為解除政府在決定貨幣供應量上的絕對壟斷權，建立競爭性的貨幣體系在中國有可能實現嗎？
劉愿：每一次經濟危機后，各個國家采取的政策基本上都是通過寬松的貨幣政策，增加流動性來應對危機，這種做法在短期能夠帶動經濟的增長，恢復就業，但從長遠來說，會帶來更大的負面影響。像08年的房地產泡沫正是由于2000年的網絡金融危機發生后，美聯儲不斷降低基準利率所導致的，但利率是不可能無限降低的，當物價恢復到一定程度甚至存在通脹的風險時，政府又不得不提高利率。所以經濟總是在周期性的波動，而這個波動跟政府人為地調整利率有密切關系。這里面涉及到一個最根本的問題，即一個經濟中究竟多少貨幣才是符合市場需要，而我們現在的做法相當于假設中央銀行知道均衡的利率，所以中央銀行有各種各樣的政策、工具來調控貨幣的供應量，但其實中央銀行一定能夠確切的知道每一個時間段所需要的貨幣量嗎？如果根據一般的市場經濟原理，應該由分散的這些銀行，通過不同的發行數量來對市場進行不斷的試探，然后分析其對市場價格的影響，從而不斷調整。
事實上我們不是不知道政府在短期內降低利率、增加流動性的危害，但為什么現在各個國家的政府它還是這么做呢？這個就值得我們去思考，作為一個學者就是要思考這些問題，并給出合乎邏輯的解釋。我想這里面的原因主要有兩個：一個是，自從1929年到1931年的大蕭條以后，亞當斯密所提出的看不見的手或者自由市場經濟有效性被質疑了，而凱恩斯提出的《通論》提出了一個有效需求不足的理論，并且希望通過政府的干預來彌補這個有效需求不足，實施寬松的財政政策（在凱恩斯主義后來的發展中加入了貨幣政策），通過相機決策的一個反周期調節熨平經濟的波動。這是一個從經濟學理論上的革命，而這個革命使得人們對自由市場的功能產生了懷疑，寄希望于政府更多的干預，而且相信這種干預是有效的。
另一個原因則是我們現在的政治制度，尤其是西方，一個候選人或一個政黨的代表是否能夠當選或者連任，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他任期內經濟的表現。比如在美國，民眾很看重的是就業率。而如何維持一個好的就業率，尤其是在經濟下行的時候，讓失業率不至于太高，一個最簡單有效的方法就是，向市場注入流動性，盡管他們也知道，這種政策長期來看對經濟是有害的，但是選舉制度的局限性導致他們只能顧及短期目標。所以要建立真正的競爭性貨幣體系呢，可能是相當困難的。
記者：您進行此類研究的目的和收獲是什么呢？
劉愿：我主要做了三個研究。第一個是關于土地制度的。實際上是研究了不同的農地轉用方式，包括國家土地征用，南海的土地股份制，也包括像臺灣和日本基于土地私有制上面的這種農地轉用等不同的方式以及它對農民土地利益的一個影響。
第二個是關于大躍進饑荒成因的。在這里面分析了幾個不同的成因，其中一個比較流行的就是高征購。在高征購的基礎上我提出了集體的高積累。因為在人民公社的糧食分配當中，除了交給國家以外，集體是有提留的，如果集體的提留增加了，就會減少農民的口糧消費，就有可能會加劇饑荒。而集體高積累這個假說，實際上在現有的研究里面是沒有被關注到的，所以這是對大躍進饑荒的一個新的解釋。我和另一位合作者還研究過公共食堂機制是如何影響饑荒的。雖然已經有文獻研究過公共食堂這個因素，但對其中的機制和檢驗還是做的不夠的。這些都體現了我們學者的使命，就是提供新的知識。經濟學可以歸為社會科學，它跟自然科學不同，自然科學可能是一個新的發明，社會科學應該是一個新的發現，是對社會的一個貢獻。這種貢獻可能不像自然科學，馬上就能夠推動技術的進步，直接帶來生產力的增加，它只是我們對某個問題的看法，并不直接轉化為生產力，但是對于我們吸取歷史教訓或者改善未來政策的制定是有借鑒意義的，這就是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不同的地方。
第三個是貨幣競爭的。我對哈耶克的理論的研究，是希望為現有的研究提供一些中國的經驗證據，為今后經濟理論發展提供一些依據。其實通過這些尤其是貨幣理論的研究，主要是體現了作為一個學者獨立思考和提出獨立見解的使命，而這些思考的結果和得到的結論跟我們現在傳統的想法、觀點可能是不一樣的。而這個觀點多大程度上能被別人接受，或者什么時候能被接受，不是學者個人能夠左右的，但是重要的不是說別人接不接受，重要的是你如何嚴密地提出科學的論證，畢竟現在不接受不代表以后不接受。凱恩斯在《通論》中曾經說過：經濟學家以及政治哲學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許多實行家自以為不受任何學理之影響，卻往往當了某個已故經濟學家之奴隸。他的話實際上是被印證了的。像凱恩斯通論剛剛發表的時候是不受歡迎的，因為跟當時主流的自由市場的觀念是不吻合的，但現在各個國家所采取的政策很大程度上是源于1936年凱恩斯所發表的通論，它也成為了我們教科書中的所謂的主流的宏觀經濟學。遺憾的是，凱恩斯的思想并沒有改善經濟社會的福利，而是朝著相反的方向漸行漸遠了。
（撰稿人&記者：成曉雯、林子琛 審稿人：張曉娜）
